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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》研究中的哲学思考

来源:网络创建日期:2021-10-27 17:53:47

周 钧 韬 (深圳市文联,广东 深圳 518001

作者简介:周钧韬(1940—),男,江苏无锡人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,研究员,深圳市文联研究员,中国 《金瓶梅》研究会顾问,中国《金瓶梅》学会原副会长,研究方向:《金瓶梅》与美学。

摘 要:百年的《金瓶梅》研究,使“金学”成为一门显学。不少研究者尤其是学术权威创造了不少重大科研成果; 但与此同时,某些研究不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,犯了主观主义、经验主义的错误,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性、不完 善,如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、魏子云、朱星、赵景深、蒋星煜、[美]韩南等权威学者在创造辉煌的同时,也存在着某些失 误。所以,既要用对立统一规律看待金学百年的辉煌,也要用对立统一规律看待学术权威们的辉煌;既要勇于坚持真 理,也要勇于修正错误。这样“金学”才会创造新的辉煌。

在三十多年的《金瓶梅》研究生涯中,为了学 习,我特别重视对权威们的研究。权威之所以成 为权威,是因为他们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 中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,取得了真理性的认识。 首先,我在十分尊重权威的前题下,将本学科中 的权威理论,拿来认真学习,把握其精髓。在这 里来不得半点轻狂。然后,将权威们得出理论观 点所使用的全部论据,找出来逐条进行仔细核 查,辨其正误与优劣。最后将权威们如何根据这 些证据得出其结论的思维过程、思维模式,进行 重新演绎。通过多年的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, 我看到了权威们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中的 不少重大理论问题。我也看到某些权威的某些 理论观点,不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,犯了主 观主义、经验主义的错误,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 性、不完善,乃至失误。现将我所见到的权威们 的问题,选取八例(实际上可能有近十五例)作 为考察研究的对象。在这八例中可能还包括个 别商榷性的问题,列入其间亦可引起重视。 

一、凭主观推理代替调查研究 

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: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。真理性的认识必须通过调查研究(实 践)才能获得。如果不通过调查研究,或调查研 究不全面,或只恁主观推理、主观经验,就可能 走向错误。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“《金瓶梅》万历 庚戌始有刻本说”,就是这样成为了错误的典型。 鲁迅在 1924 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下 册)中指出:《金瓶梅》“万历庚戌(1610),吴中始 有刻本,计一百回”。此说一出,遂成定论。赞同者有郑振铎、沈雁冰、赵景深等大家。朱星先生 说:“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,决不会草率从 事,一定有根据的。”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 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 考证的重要原因。 

鲁迅的根据,是沈德符《野获编》卷二十五 《金瓶梅》条: 

丙午,遇中郎京邸,问:“曾有全帙否?” 曰:“第睹数卷,甚奇快。”……又三年,小修 上公车,已携有其书。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 冯犹龙见之惊喜,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 仲良时榷吴关,亦劝余应梓人之求,可以疗 饥。……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 

丙午,是万历三十四年(1606)。又三年,是万历 三十七年(1609),或三十八年(1610)。袁小修这 次赴京会试,是万历三十八年。未几时而“吴中 悬之国门”,这个“未几时”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 或更短。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《金瓶梅》初刻本 问世于万历庚戌(1610)年的结论,似乎亦差不 离。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:“从丙午年算起,过了 三年,应该是庚戌年,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。所 以我认为,……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 理的。”但是,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,忽略了 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这一句关键性的话。我国台 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(1933 年)《吴县志》 考出,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,是万历四十一 年(1613)的事。由此可以认定,《金瓶梅》吴中初 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,而不可能 在万历庚戌(三十八年)。这样,鲁迅的庚戌初刻 本说就有误了。[1] 

二、考证不全面,必须补正 

作为《金瓶梅》研究者,考证是重要研究手 段。考证是另一种调查研究,是向古代文物、文 献、各类文字记载作调查研究。调查研究必须遵 循全面性原则,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必然导致调 查研究的片面性,其结论可能错误,或者只具有 部分的真理性。

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基本正确,但需要补 正,进一步完善。如魏子云先生对鲁迅认定的 “《金瓶梅》 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”的否定即如 此。前文已指出,魏子云根据民国二十二年 (1933 年)《吴县志》考出,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 钞关,是万历四十一年(1613)的事。《金瓶梅》吴 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,而不 可能在万历庚戌(三十八年)。鲁迅的庚戌初刻 本说就遭到了魏子云的强烈否定。

 但是,魏子云的考证亦遭到了质疑。法国学 者雷威尔在《最近论〈金瓶梅〉的中文著述》一文 中提出:“我怀疑 1933 年修的《吴县志》也可能 有疏忽和错误,还需要重加核对。”此外,我觉得 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,如果是从万历三十七年、三 十八年就开始了,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,那 么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后的“未几时”,《金瓶梅》 初刻本问世,就可能是万历三十八年,鲁迅的万 历庚戌(三十八年)说就可能是正确的。面对雷 威尔的质疑,魏子云自始至终没有作出答辩。这 就是说魏的考证不足以彻底推倒鲁迅的结论。 鲁迅的“万历庚戌说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,仍 然不可定论。 

后来笔者终于在清康熙十二年 (1673)的 《浒墅关志》 中找到了又一条根据:《浒墅关志》 卷八“榷部”,“万历四十一年癸丑”条记载,马仲 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 (万历四十一年), 前后均不可能延伸。《浒墅关志》也明确记载着, 万历四十年任是在张铨;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 佺台。如此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了双证,解 决了“孤证不为定说”的问题。马仲良绝对不可 能从万历三十七、三十八年就开始连任(他在万 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)。至此,鲁迅的“万历庚戌 说”才被彻底推倒。可以说,没有魏的考证,没有 雷威尔的质疑,也就没有我的进一步考证。魏的 证据很重要,其理论观点基本正确,但需要补 正,进一步完善。[2] 

三、用想当然代替考证

 用想当然代替考证,与前面说的用主观判 断代替考证,其性质与结论的错误是相同的。 赵景深先生说,《金瓶梅》 中出现了流行于 万历中期的曲子《挂枝儿》,因此断言“《金瓶梅》是万历年间的作品”。赵景深先生在 1941 年写 的《金瓶梅词话与曲子》文中指出:“至于说‘《挂 枝儿》不见于词话’(指吴晗先生),也不曾细检。 按,第七十四回末申二姐说:‘我唱个《十二月儿 挂真儿》与大妗子和娘儿们听罢! ’于是她唱道: ‘正月十五闹元宵,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。’” 可见赵先生认为《金瓶梅》七十四回申二姐唱的 《挂真儿》即是流行于万历中期的《挂枝儿》,但 是根据呢?蔡国梁先生在《明人评金瓶梅》一文 中指出:“我曾向赵景深教授询及《挂真儿》是否 即《挂枝儿》,先生答复说他虽无考察过,但《挂 真儿》似为《挂枝儿》的别名,这是可信的,同调 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。”但是奇怪的是, 1957 年赵先生在《读〈金瓶梅词话〉》一文中恰恰 又否定了这一点。他说:“这书(《金瓶梅》)显然 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,……叙唱小曲,以万历年 间流行的《山坡羊》为多,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 的《打枣竿》《挂枝儿》。由于这两个原因,我们断 言《金瓶梅》是万历年间的作品。”赵先生说《山 坡羊》在万历年间才流行,这是明显的错误。《山 坡羊》在正德年间就流行于世,嘉靖时所编《词 林摘艳》及更早的《盛世新声》等曲选书中已较 多地收录了《山坡羊》,这是事实。赵先生是我国 著名的戏曲理论家,但在《挂真儿》是否即是《挂 枝儿》问题上时而肯定,时而否定,令人不解。赵 先生的《挂真儿》是《挂枝儿》的别名的说法是错 误的。《挂真儿》与《挂枝儿》完全是两码事。

首先,《挂枝儿》不是《挂真儿》的别名,而是 《打枣竿》的别名。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 其所著《曲律》卷三第十六条中指出,《打枣竿》 属北方小曲,而且是文士“反不能作”的民间俗 曲,犹如南方吴人的《山歌》。王氏在《曲律》卷四 第一二条又云:《挂枝儿》就是《打枣竿》。北方小 曲《打枣竿》流传到南方后,南人拟作,遂易名为 《挂枝儿》。《挂枝儿》流行在万历中晚期,天启、 崇祯年间,作品甚多,单冯梦龙所辑时调集《挂 枝儿》(又名《童痴一弄》),就收《挂枝儿》小曲四 百余首。而《金瓶梅》抄录的百余首曲子中竟没 有一首《挂枝儿》,这不正好说明《金瓶梅》写成 在万历中期以前吗?

另外,《挂枝儿》是民间小曲名目,而《挂真 儿》是散曲曲牌名目,属南曲。《挂枝儿》在万历 中晚期才开始流行,而《挂真儿》早在元末明初 就已出现。南戏《琵琶记》就是明证。《琵琶记》第 二十六出:

南吕 

引子 〔挂真儿〕(旦唱) 回到清山静悄 悄,思量起暗里魂消。黄土伤心,丹枫染泪, 谩把孤坟自造。

《词林摘艳》(嘉靖四年刊本)中亦收有此曲 牌。见该书卷二,南九宫:南吕挂真儿闺情无名 氏散套……。这说明《挂真儿》在嘉靖年间还依 然流行,这正是《金瓶梅》所描写的时代。这个考 证只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:《挂真儿》 就是 《挂真儿》,而非《挂枝儿》的别名。但意义非同一 般,它确实地证明了赵景深先生推论的错误。[3]

四、没有全面掌握资料,导致结 论失当

《金瓶梅》第四十七回、第四十八回写了一 则苗天秀命案。美国学者韩南教授考出,这则故 事的前半部分,即苗天秀被杀、家童代主人申冤 部分,抄改于《百家公案全传》,这是有道理的。 但考证亦有失误。

韩南先生在 《金瓶梅探源》 一文的第二部 分,列有一小标题,名为“公案小说 《港口渔 翁》”。在这一小标题下面,韩文写道:“故事最早 见于《百家公案全传》,有 1594 年刊本,以后翻 刻本通称《龙图公案》或《包公案》。”下面便简叙 《港口渔翁》故事的大意,此即苗青伙同强人杀 主夺财故事。韩文称:“这就是《金瓶梅》第四十 七、八两回的故事。”

韩南先生所说的《百家公案全传》,我见到 了三个版本: 第一个版本,全名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 百家公案全传》,十卷一百回公案。每则故事的 篇名前均标有“第伊伊回公案”字样。如蒋天秀故 事在本书中标为:《第五十回公案:琴童代主人 伸冤》。此版本卷末题“万历甲午末朱氏与畊堂 梓行”,可见是明代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的刻本。第二个版本是 《新镌纯像善本龙图公案》, 十卷,一百则故事。这一百则故事内容与第一个 版本的一百回公案基本相同,文字略有改动,每 则故事篇名前的“第伊伊回公案”等字样全部删 去,篇名亦有更动。

如在第五卷中的《金瓶梅》所 抄的蒋天秀故事,篇名前的“第五十回公案”等 字已删去,篇名已更改为《港口渔翁》。 第三个版本是《新评龙图神断公案》,十卷, 六十多则故事。这个版本形式与内容与第二个 版本基本相同,亦为十卷,但只刻了六十多则故 事。

此版第五卷中亦有《港口渔翁》,文字与第二 个版本大体相同。 据笔者推断,第二个版本是第一个版本的 改写本,第三个版本则是第二个版本的删节本。 毫无疑问,在这三个版本中,第一个版本最为原 始,最为完整。笔者曾将第一、第二两个版本的 蒋天秀故事与《金瓶梅》抄录的文字相比较,发 现 《金瓶梅》 抄录的文字与第一个版本更为接 近。

因此,《金瓶梅》在成书过程中,作为创作素 材的来源之一,它抄录了《百家公案全传》中的 《第五十回公案:琴童代主人伸冤》,而不是如韩 南先生所说的《港口渔翁》。韩南先生在《金瓶梅 探源》一文中曾加注说明,他“未见”到《新刊京 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》,因此他只知道 改写本中蒋天秀故事的篇目为 《港口渔翁》,而 不知道原本中这一故事的原篇名为 《第五十回 公案:琴童代主人伸冤》,故有此误。[4]


五、错误的调查得出错误的结论

有的权威学者的调查研究本身是错误的, 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就不可能正确,如蒋星煜先 生在《〈西厢记〉对〈金瓶梅〉的影响———兼谈〈金 瓶梅〉的作者问题》一文中说:“我发现了《金瓶 梅》作者对《西厢记》非常熟悉。在小说中,也一 而再,再而三地搬用、借用、改用了《西厢记》的 曲词和说白。”但很遗憾蒋先生在论证这个问题 时“提出一些主要的例证”,却并不准确,失误及 缺漏的情况均存在。

《金瓶梅》第八回《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 烧 夫灵和尚听淫声》,写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之后作 佛事超度,众和尚为潘金莲的色相所倾倒。蒋先 生认为,《金瓶梅》“搬用《西厢记》的细节和语言 痕迹是十分明显而无可否认的”。蒋先生为了证 明其观点,摘引了两书的具体文字,加以比照。 在《西厢记》中,张生所见和尚作为,唱〔乔牌 儿〕:

大师年纪老,法座上也凝眺。举名的班 首痴呆了,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。

又唱〔折桂令〕:

击磬的头陀懊恼,添香的行者心焦。烛 形风摇,香霭云飘;贪看莺莺,烛灭香消。

在《金瓶梅》中,作者直接描写和尚淫态:

班首轻狂,念佛号不知颠倒;维摩昏 乱,诵经言岂顾高低。烧香行者,推倒花瓶; 秉烛头陀,错拿香盒。宣盟表白,大宋国称作 大唐;忏罪阇黎,武大郎念为大父。长老心忙, 打鼓错拿徒弟手;沙弥心荡,磬槌打破老僧 头。从前苦行一时休,万个金刚降不住。

这几段文字从表面上看,确有相似之处。蒋 先生认为,《西厢记》称和尚为“头陀”“行者”“沙 弥”,首座和尚为“班首”,《金瓶梅》照搬了这些 称谓。《西厢记》中的“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”,被 《金瓶梅》“夸张成为‘磬槌打破老僧头’了”。这 就是蒋先生所说的《金瓶梅》搬用《西厢记》的 “十分明显而无可否认的”事实。其实事实并不 尽然。《金瓶梅》中的这段韵文并非搬用《西厢 记》,而是直接抄自 《水浒传》。明万历十七年 (1589)天都外臣序本《忠义水浒传》第四十五 回,叙潘巧云之父潘公请报恩寺和尚,为潘巧云 前夫王押司做功德,“这一堂和尚,见了杨雄老 婆这等模样,都七颠八倒起来”。但见:

班首轻狂,念佛号不知颠倒。阇黎没 乱,诵真言岂顾高低。烧香行者,推倒花瓶。 秉烛头陀,错拿香盒。宣名表白,大宋国称做大唐。忏罪沙弥,王押司念为押禁。动铙 的望空便撇,打钹的落地不知。敲铦子的软 做一团,击响磬的酥做一块。满堂喧哄,绕 席纵横。藏主心忙,击鼓错敲了徒弟手。维 那眼乱,磬槌打破了老僧头。十年苦行一时 休,万个金刚降不住。

这可谓真相大白矣。《金瓶梅》第八回“班首 轻狂”这段韵文,完全是从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五回 “班首轻狂”那段韵文照搬移植来的,而与《西厢 记》并无牵涉。 那么《金瓶梅》中的“磬槌打破老僧头”,是 不是有可能直接来源于《西厢记》的“觑着法聪 头做金磬敲”,而并非来源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磬 鎚打破了老僧头”呢?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为 《金瓶梅》第八回中,不仅仅是这句话、这段韵文 与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五回中的文字相同,而且相 似的文字还有不少。例如,《水浒传》云:

这一堂和尚,见了杨雄老婆这尊模样, 都七颠八倒起来。……一时间愚迷了佛性 禅心,拴不定心猿意马。 

而《金瓶梅》云: 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,一个个 都昏迷了佛性禅心,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 意马,都七颠八倒,酥成一块。 

《水浒传》云:

苏东坡学士道:“不秃不毒,不毒不秃。 转秃转毒,转毒转秃。”和尚们还有四句言 语,道是:一个字便是僧,两个字是和尚,三 个字鬼乐官,四个字色中饿鬼。

而《金瓶梅》云: 古人有云:一个字便是僧,二个字便是 和尚,三个字是个鬼乐官,四个字是色中饿 鬼。苏东坡又云:不秃不毒,不毒不秃;转毒转秃,转秃转毒。 

《水浒传》云:

色中饿鬼兽中狨,弄假成真说祖风。 此物只宜林下看,岂堪引入画堂中。 

而《金瓶梅》云: 

色中饿鬼兽中狨,坏教贪淫玷祖风。 此物只宜林下看,不堪引入画堂中。

以上所引两书的比较文字,充分说明《金瓶 梅》 第八回中写报恩寺僧众为潘金莲的色相所 迷的文字,完全是从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五回中写 报恩寺僧众为潘巧云色相所迷的文字移植抄改 来的,而与《西厢记》并无关系。

此外,《金瓶梅》第二回中有“开言欺陆贾, 出口胜隋何”,“干娘端的智赛随何,机强陆贾” 等文字。《西厢记》第十出《妆台窥简》中,张生有 “风流隋何,浪子陆贾”的说白;第十一出《乘夜 逾墙》中,有红娘“禁住隋何、迸住陆贾”的唱词。 由此,蒋先生又作出判断:“《金瓶梅》那些人物 的身份和文化远逊于张生、莺莺,更不可能同时 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,很明显是从《西厢记》中 照搬照抄的。”蒋先生的这一结论又错了。这里, 《金瓶梅》照搬照抄的不是《西厢记》而是《忠义 水浒传》。

对此,我另有详论,此不赘述。 蒋先生通过考证,用以证明《金瓶梅》照搬 照抄《西厢记》的文字,偏偏就与《西厢记》并无 多大关系。但这并不等于说《金瓶梅》成书时没 有受到《西厢记》的影响。事实上,正如蒋先生所 论,《西厢记》对《金瓶梅》的影响是明显的。我也 在拙文中补充了不少例证。[5]

六、以“对我有利、为我所用”来 取舍论据

“对我有利、为我所用”来取舍论据,导致 结论的错误。吴晗先生在提出著名的“《金瓶梅》 成书年代万历说”时,有部分证据不是客观地, 而是以“对我有利、为我所用”来取舍。例如“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”问题、“皇庄名称”问题和 “采办皇木”问题等等,他只举万历朝的史实,认 为只有万历朝才有。其实嘉靖朝均已存在。 

《金瓶梅》第七回,孟玉楼说:“常言道:世上 钱财倘来物,那是长贫久富家?紧着起来,朝廷 爷一时没钱使,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 使。”吴晗在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 景》文中引证《明史》加以考证,认为:“嘉隆时代 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,因为那时太仆寺尚 未存有大宗马价银,所以无借支的可能。到隆庆 中叶虽曾借支数次,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 繁。……由此可知《词话》中所指‘朝廷爷还问太 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’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。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 实,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。” 其实,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,在嘉靖朝已屡见 不鲜,何待于万历十年(1582)以后。《明实录·世 宗实录》卷二〇〇载:

嘉靖十六年五月,……湖广道监察御史 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,……二酌工役各 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,即今工部所贮不过 百万,借太仓则边储乏,贷(太)仆寺则马 弛,入赀粟则衣冠滥,加赋税则生民冤。

同书卷二一九、卷二三六(两处)均有嘉靖 朝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。吴晗硬说朝廷借 支太仆寺马价银“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”,这 如何能够成立。 

关于皇庄问题,吴晗指出:“嘉靖时代无皇 庄之名,只称官地”,“《词话》中的管皇庄太监, 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。因为假如把 《词 话》 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,那就不应称管皇 庄,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”。

吴先生依据的是 《明史》卷七七《食货志》(一)所载:“世宗初,命 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,言极言皇庄为厉于 民。……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,改称官地,不 复名皇庄。”但事实上,嘉靖时代皇庄之名仍然 存在。《明实录·世宗实录》卷二三八载:

嘉靖十九年六月,……今帑银告匮而来 者不继,事例久悬而纳者渐稀,各处兴工无 可支给,先年题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,两 宫皇庄子粒及兵部团营子粒银共七十余万 俱未送到。

同书同卷还有类似的记载。可见,时至嘉靖 十九年,皇庄之称并未废弃,并未被官地之称所 替代。关于皇木。四十九回写到安主事“往荆州催 攒皇木去了”,五十一回写到“安主事道:‘钦差 督运皇木,前往荆州’”。明代内廷大兴土木,派 官往各处采办大木,兹称“皇木”。吴晗指出:“万 历十一年慈宁宫灾,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, 《词话》中所记皇木,当即指此而言。”这是难以 成立的。事实上,朝廷采运皇木,从明成祖朝就 开始了。《明史》卷八二《食货志》(六)载: 

采木之役,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。 ……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。二十 年,宗庙灾,遣工部侍郎潘鉴、副都御史戴金 于湖广、四川采办大木。三十六年复遣工部 侍郎刘伯跃采于川、湖、贵州,湖广一省费至 三百三十九万余两。……万历中,三殿工兴, 采楠杉诸木于湖广、四川、贵州,费银九百三 十余万两,征诸民间,较嘉靖年费更倍。

虽然《食货志》指出,万历朝采木费用“较嘉 靖年费更倍”,但嘉靖朝采木亦不少。显然,吴晗 认为《金瓶梅》中的采办皇木事,必指万历朝事, 而不可能指嘉靖朝事,是说不通的。[6]

七、对资料判断不准确,造成结 论错误

关于《韩湘子升仙记》的流传时间问题,郑 振铎先生指出:“《金瓶梅词话》里引到《韩湘子 升仙记》(有富春堂刊本),引到许多南北散曲, 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。”对此, 有的研究者作了进一步肯定:“郑振铎提出的某 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,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引 用《韩湘子升仙记》,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 春堂刊本,于此的确可以‘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’。只要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 痕迹,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。”他 们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:因为《韩湘子升仙记》 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,所以这是 此剧的初刻本,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。《金 瓶梅》引用了此剧,因此“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 迹”,从而得出结论:《金瓶梅》不是嘉靖,而是万 历年间的作品。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?错,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《韩湘子升仙记》的刊 本,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,但这并不等于说, 万历富春堂本就是《韩》剧的最早的刊本,更不 等于说,《韩》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,而不可能流 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。查万历富春堂刊《韩湘子 升仙记》,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:“新刻出像音注 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。”所谓“新刻”似“再刻” “重刻”之意,而非“初刻”。“出像”,就是比之原 刻增加了图像。“音注”,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 音。例如第一折有“〔沁园春〕(末上)百岁人生, 露泡电形”、“傀儡排场”、“汨汨名利忙”、“梨园 风月”等文字,在“泡”字右旁加“音炮”两字,“傀 儡”两字旁加注“音愧垒”,在“汨”字旁加注“音 密”,在“梨园”两字旁加注“即戏场”三字。这样 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。这些都证明万历 富春堂本,并非是《韩》剧的初刻本。退一步讲, 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,也不能证明《韩》 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。从事三十多年历代 戏曲书目著录工作,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,在 其著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十《升仙传》条云 “按明初阙名有《韩湘子升仙记》一剧”。可见, 《韩》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,生活在嘉靖年 间的《金瓶梅》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。 这就证明了郑先生推论之误。[7]

八、只凭主观的“相信”作出判断

朱星先生在《金瓶梅考证》一书中认为,早 期的《金瓶梅》“原无淫秽语”。朱星此论的根据 是:袁中郞最早见到抄本时,说它云霞满纸,而 未说“秽黩百端”。袁中郎之孙袁照在《袁石公遗 事录》中说过:“金瓶梅一书,久已失传。后世坊 间有一书袭取此名,其书鄙秽百端,不堪入目, 非石公取作‘外典’之书也。”

清末王昙在《金瓶 梅考证》中更说:“金瓶梅原无淫秽语。”朱星自 己的说法是:《金瓶梅》作者是“大名士”,“我相 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,其目的 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,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 写,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”,后来“到再 刻时改名 《金瓶梅词话》 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 撰,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”。

上述诸说之目 的在于,袁照是“为尊者讳”;王昙是为了把他和 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“淫秽语”的冒牌货说成古 本《金瓶梅》,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 《金瓶梅》;朱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。但事实 上《金瓶梅》从它诞生起,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 的所谓“淫秽语”。《金瓶梅》的抄本和初刻本(约 刻于万历四十五年) 都已失传,我们已无以寓 目。但明末淸初见到者不乏其人。我们可以从他 们的说词中得其消息。 袁小修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。

  万历二十五年,袁小修于中郎处见到半部《金瓶 梅》的抄本,说《金瓶梅》是由老儒“逐日记其家 (西门千户)淫荡风月之事”而成。袁小修还追忆 董思白言及,此书“决当焚之”。袁小修自己更直 斥,“此书诲淫,有名教之思者,何必务为新奇以 惊愚而蠹俗乎”。这里不难看出,无论是袁小修 还是董思白,他们所见到的早期的半部 《金瓶 梅》,确实存在不少关于性行为的描写,否则怎 能戴上“诲淫”的帽子,又何致于落个“决当焚 之”的下场。 沈德符云: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,但一刻 则家传户到,坏人心术,他日阎罗究诘始祸,何 辞置对。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?”此又证明沈德 符和马仲良见到的《金瓶梅》乃是“秽黩百端”的 秽书。

  薛冈在《天爵堂笔馀》卷二中指出:“此虽有 为之作,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!当急投秦 火。”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说,《金瓶梅》“大抵市 诨之极秽者耳”。 朱星先生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,连这些史 料大概都未查过,而只恁主观的“相信”作出判 断,焉能不错。[8]

限于篇幅,本文仅举八例,意在说明在《金 瓶梅》 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 唯物辩证法为指导,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,使 自己的研究结论,不断实现从相对真理向绝对 真理的飞跃。反之,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,就会 堕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唯心的主观主义、经 验主义的泥坑,必然造成种种失误。


参考文献: 

[1]周钧韬. 鲁迅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成就与失误[G]椅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. 台北:学生书局,2015.

[2]周钧韬. 魏子云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成就与失误[G]椅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. 台北:学生书局,2015. 

[3]周钧韬. 金瓶梅时代背景“嘉靖说”[G]椅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:第 1 卷[M].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 

[4]周钧韬.《金瓶梅》与《百家公案全传》[G]椅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:第 1 卷[M].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 

[5]周钧韬.《金瓶梅》怎样借用《西厢记》[G]椅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. 台北:学生书局,2015. 

[6]周钧韬. 吴晗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成就与失误[G]椅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. 台北:学生书局,2015.

[7]周钧韬. 郑振铎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成就与失误[G]椅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. 台北:学生书局,2015. 

[8]周钧韬. 朱星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成就与失误[J].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,2017(11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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